2011年05月09日
8.抗建堂、国泰大戏院
抗建堂国泰大戏院——见证中国戏剧的辉煌
抗战八年间,仅在重庆公演的话剧就有200多出。而这些话剧演出的两个重要舞台就是当时的国泰大戏院和抗建堂。对这两处的回访,几乎就不用刻意,因为它们今天仍是我们常去的地方:国泰电影院和重庆话剧团。
国泰大戏院——最具人气的戏剧舞台
很多老重庆都知道,现在位于解放碑中心地带的国泰电影院的前身是抗战时期享有盛名的国泰大戏院。经过多次的修复,现在的国泰电影院已基本找不到原来的国泰大戏院的影子,只有剧院石壁上郭沫若、夏衍等人镌刻在剧院石壁上的字迹,向人们昭示着:他们,这些已经载入史册的文化大家们,来过这里。
现在的国泰电影院每天有诸多电影爱好者进进出出,每年有几百部电影在这里放映,大众文化从这里流行。其实,当年这里的人气丝毫不减于现在。
据了解,从1937年2月8日揭幕到1943年被国民党当局规定这里只准演电影不准演话剧,国泰大戏院就公演了九十多出话剧,其中传世之作就有《屈原》、《蜕变》、《法西斯细菌》、《凤凰城》、《面子问题》等,其中很多都是在这里首演然后走出去的。据一些老人回忆,1942年4月,郭沫若的《屈原》在国泰大戏院连演七场,场场爆满,演职人员郭沫若、陈鲤庭、金山、张瑞芳、白杨等人在大戏院石壁上刻字签名。而1937年刚从上海来的明星白杨、吴茵等要在国泰大戏院上演《卢沟桥之战》和《沈阳之夜》时,“追星”的重庆人奔走相告,购票观众挤满半条街。
抗建堂——抗战时期的艺术圣地
可能对一些人来说,抗建堂就在观音岩车站旁挂的一块牌子,市话剧团的演出场地。但很多人或许并不知道,这个看上去很普通的建筑,在抗战时期曾是话剧艺术的圣地。
抗建堂建成于1941年,取“抗战建国”之意。到1945年,这里上演大型话剧三十多出,《北京人》、《蜕变》、《清宫外史》、《风雪夜归人》、《虎符》等,都在这里引起轰动。揭露黑暗、促进社会进步的《风雪夜归人》则曾吸引周恩来总理7次前来观看。而《蜕变》的演出也轰动“朝野”,长达5个小时的演出,没人中途退席。一位老人曾这样回忆当年的盛况:“《蜕变》的票太难买了,我们兄弟姐妹4人是轮流排队才买到的。”
除了话剧演出外,抗建堂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文化界名流的聚会之地。1940年12月7日,新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的郭沫若在这里举行招待晚会,向文化界、新闻界正式宣布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成立。四百余人应邀出席,席间,田寿昌、老舍、洪深、马彦祥等人先后登台表演,救亡歌曲、川江号子、京韵大鼓、京剧清唱、诗歌朗诵不绝于耳。他们是如此激昂陈词,为抗战呼喊加油。
虽然历史变迁,城市变迁,而这个剧场依然被作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保留至今。
9.张自忠烈士陵园
张自忠烈士陵园,位于重庆北碚区西南缙云山麓,距北碚城区2公里的梅花山。 梅花山原名雨台山,1940年抗日将领张自忠上将阵亡,移尸安葬在这里。冯玉祥借用史可法扬州梅花岭衣冠庙的故事题名为“梅花山”。 陵园内林木苍翠,绿草成荫,青石蓝瓦,肃穆庄严。其墓占地3267平方米,墓高2.64米,周长21米,坐南朝北,用石镶边,青石砌拱封顶,形成全封闭的半园弧形状。冯玉祥亲题隶书“张上将自忠之墓”墓碑,蒋介石题写的“英烈千秋”四字,也刻碑立在墓前公路边,后来被损毁。 解放后,曾对墓地多次维修、扩建,先后两次征、扩地4.25亩,建造张自忠将军纪念馆和接待厅各一幢,全面地介绍了张自忠将军的英雄事迹。现今张自忠烈士陵园是全国重点烈士陵园之一,也是重庆市18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每年5月16日将军忌日,社会各界人士均前来进行祭奠活动。 张自忠,山东临清人,1891年生,青年时代参加同盟会,1914年投笔从戎,在冯玉祥部,由士兵逐升为师长。 “九一八”事变后,西北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9军,张任第48师师长。 1933年喜峰口之战,随后兼任察哈尔省主席、天津市市长。“七·七”事变后,任第59军军长,屡立战功,1938年晋升为33集团军总司令。 1940年5月,张将军率部在湖北宜城十里长山同日寇激战,身负七伤,战死于南瓜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在前线阵亡的第一个级别最高的将领。其灵柩送至北碚时,蒋介石和冯玉祥亲自扶柩下葬。1983年,张将军被国家民政部追认为革命烈士。 1984年,张自忠烈士陵园被重庆市人民政府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0.重庆市消防人员殉职纪念碑重庆市渝中区人民公园内有一座“重庆市消防人员殉职纪念碑”。这座碑碑身高7.34米,底座高0.64米,整座碑高近8米。在全国各种纪念碑中,它的身高只能归入小型类。但它却迄今为止是全国唯一的纪念抗战消防人员的纪念碑。碑的正面镌“重庆市消防人员殉职纪念碑”十二个大字。碑体下部刻有碑文,不过随岁月流转,碑文已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坏。碑文较模糊,但还能将就辨认出主要内容,令人不禁回到了五十年前那场惨绝人寰的“重庆大轰炸”场景。碑文为: “重庆为西南重镇,华洋繁杂,人烟稠密,无论昼夜寒暑,一遇火警,辄患燎原。故消防之设备不可一日或缺。惟自‘七·七’事变后。□□□□□□□□□□□□倭寇肆虐,轰炸频仍,全市计遭空袭九十六次,火场达九十余处。当时消防人员本着服务精神,奋不顾身,□□宵肝,竭力抢救,或被弹炸□,或屋伤死难,□□计八十一员。名与前方抗战□壮烈牺牲无或殊,其功甚伟。勒诸于石,以谌不朽宜也。爰为之铭曰:消防何为绸缪安燕七七以还功同抗战□事长员还邦之彦□仁宅心以智应变见义勇为职居石殿赴难争先勋名共见并寿河山光垂史传”。 史载1938年2月18日,九架日本飞机首次沿长江飞向重庆,对重庆开始了持续数年的疲劳轰炸。民国时,重庆市区内的大小建筑多为木制,稍有不慎,即会火烧连营。而日机在轰炸时却有意投下大量汽油弹,一处燃烧,处处火警。而反观重庆的消防设施,却极端简陋,全市总共只七台老式人力消防车。扑救火灾只好大量依靠人力。即便是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重庆市的消防队员们却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最大限度地避免了火灾损失。民国时重庆出版过一本《空军足以战胜日本论》,书中对当时的情况作过如实的描述:“重庆在民国二十八年,对于火灾本极危险,是年拆除火巷后,虽较安全,但亦全无危险……并且敌机在城区投弹较多,而防护团员亦多非常勇敢,于敌机投下燃烧弹后,即奋力扑灭,所以在二十九年、三十年大轰炸时,火灾较少。重庆市内,尚能保全若干房屋。”对于重庆消防队员在大轰炸中的突出表现,重庆新华日报也不吝赞美之词:“敌机滥炸重庆市区,投下巨量之烧夷弹,惟灾情并不惨重,其所以然者,战时消防总队全体人员之英勇服务与有力焉。”今天的人也许不知道,当时的消防队员绝大多数都是兼职履行自己的义务的。平时他们做点小生意,有的是力夫,有的是大学生,有的是机关工作人员……他们都是重庆大轰炸期间无私而光荣的“自愿者”。在他们的影响下,广大市民也积极参与了消防工作,不但战时协助救援,平时还尽量储沙储水,一旦发生火情大家都自动参加到运水、运沙大军中,有效地控制了因日机轰炸而造成的火势蔓延,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1940年8月19日上午12时左右,日军先后出动了130架次飞机对重庆市人口密集的地区进行重点轰炸。他们投下了大量的新型凝固汽油弹,大量的民房受损。大田湾、两路口、中华路、通远门、学田湾、都邮街、大梁子、较场口等处被炸的千疮万孔,全城笼罩在一片火海之中。大火过后,幸存下来的人们不畏强暴、奋起扑火。当时还有数十名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高等科学员正在重庆学习,他们也义无反顾地加入到扑火队伍。据1940年载:“十九、二十日之大轰炸中,该队队员登房拆屋,协助灾民于火场中抢救物品家俱,并救死扶伤亲送各院就医。红十字会的救护队在警报中来回奔走,救护队员背着药箱飞奔过山坡往被炸地区,替受害同胞敷药包扎。防护队、消防队出入于火光中忙着拆墙救火”。在这次轰炸中共有多少平民百姓和消防队员失去了生命至今已无从统计,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至少有两名消防队员是在这次扑火中牺牲的。三峡博物馆里保存着一块消防队员的墓碑,碑上的文字虽然不多,但它却真实地记载了历史:“廿九年八月九日,敌机袭渝,重庆市消防总队王海云、徐剑两分队长冒险抢救殉职于金马寺。爰志于碑以彰忠烈。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六月立”。这块碑从时间上来看,与人民公园内的消防人员殉职纪念碑属同一时代。大小虽有不同,碑上文字却互为补充,相映成辉。人民公园内的消防人员殉职纪念碑上说这些消防队员“功与前方抗战将士同”这个结论是十分中肯的。这块碑的另一面还记有那些殉职消防人员的名字,共八十一名。笔者没有在其中发现王海云和徐剑两人的名字,也不知道还有多少人没有在碑上留下他们的名字。但我们告慰逝者的是,时至今日,人们并没有忘记他们。每年11月9日的消防纪念日,都有许多来自各地的消防战士和群众聚集到这块碑下,默默地与那些长眠的逝者对话,并以重庆消防飞速发展变化的今天来告慰那些进入天国的亡灵。天国里没有轰炸,也没有火灾,你们总算能好好休息一下了。 这块消防人员殉职纪念碑现在是重庆市渝中区的文物保护单位,也是重庆近代史上的一块名碑。
11.陪都跳伞塔
本市渝中区两路口大田湾体育场内,矗立着一座高大的钢筋混凝土圆锥形建筑物,那就是“陪都”跳伞塔,解放后更名为重庆跳伞塔。此座由中国工程师设计建造的跳伞塔,当时被誉为东亚第一座跳伞塔。
该塔高40米,地平至钢臂处35米,底部直径1.52米,三个跳伞钢支架互为120度,向外张开,当时这座塔的高度和建筑材料之精美,可与世界各国之跳伞塔相媲美。现在三个跳伞钢支架虽已不在,但老一代的重庆人还记得它的模样。
当时,原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陈立夫题写的《陪都跳伞塔记》石碑,高112厘米,宽56厘米,厚12厘米。碑文用正楷书写,镌刻精细,大部分碑文清晰可见。全文为:“孙子曰: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斯言也。自有空军降落伞兵种而邻于事,实储经武卫国之能者所不可忽也。本会用是创建跳伞塔于陪都,以谋普及此新战术之基本训练,且以激励国民之志气也,他日风行四方,鹰扬八表,庶以此为韧也欲。”据悉此石碑被市博物馆收藏。
此塔是在抗战时期建造的,由当时的中国滑翔总会理事长陈立夫主办。1942年4月4日在该塔落成典礼大会上,国民政府一些党政要员出席并讲话。陈立夫说:“此塔不仅是中国第一座,也是东亚第一座,不仅可以练身,也可以练武。”
蒋介石的代表贺耀祖说:“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提倡滑翔运动,因而能很快简历起强大空军”。
白崇禧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伞兵收效最大,因而要在短期内,训练青年成为未来空军之基础。”
最后,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手持钥匙打开塔门,大声宣告:“跳伞门已打开,让青年都上来!”此时,在风雨中,郝更生、胡师竹二人作了跳伞表演。
陈立夫进入塔内,爬上塔身的钢架平台,把许多木制的滑翔机小模型,一架一架往下扔,有的模型就像真的滑翔机一样,在空中翩翩起舞。忽上忽下,自由翱翔。滑翔而下的模型飞机引起许多青年学生和儿童的欢笑、追逐,给人们留下很深的印象。
重庆解放初期,市民常在坡上观看青年们的跳伞活动,看到许多男女青年练就了跳伞本领。转眼间,时隔60多年了,这塔已不适应当前跳伞运动的发展,但由于它是我国第一座跳伞塔,是“陪都”遗迹,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得以保留下来,许多民众经过两路口时,都要驻足看看这座塔的真面目。
60多年来,这座跳伞塔的周围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彼岸花。这里的马路拓宽了,路上南来北往的汽车很是热闹,更为突出的是新建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其周围的重庆最大急救中心、体育场、体育馆、皇冠大扶梯和皇冠大楼,还有机关、学校、罗斯福图书馆、重庆火车站等等,是我市最热闹的地区之一。
重庆市体育馆、体育馆是广大群体进行体育活动的中心,不仅是一个进行体育比赛的场所,也是广大群众自发来此进行球类练习、锻炼身体的地方。体育场建筑面积九万平方米,包括比赛场和练习场两个部分,以及可容观众5万人左右看台,比赛场位于看台的中央,有由半圆式400米跑道围着的足球场。在场地建筑规格上,兼顾了比赛和地形两方面的要求,排水很快,雨后可立即进行比赛。练习场分布在外围的广场上,有足球场、篮、排球场、儿童活动场、游泳池等等。体育馆内部全是钢架结构,外部是富有民族形式的大型建筑,建筑面积8700平方米,馆内有楠木嵌花地板和灯光设备的球场,可供篮球、排球、乒乓球和体操比赛,还可以举行大型集会,看台可容4500人。全市和全国大型比赛常在这里举行。
12.陪都的明珠——北碚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从南京迁来重庆时,北碚被划为迁建区。一段时间,在这块弹丸之地涌进了上百个机关团体和学校。国民党的组织部、海外部、立法院、司法院、最高法院、行政院等等,均暂时在这里落户。同时还云集了上千名专家、学者、名流。北碚顿时成为名扬中外的机关文化区,人们称之为“陪都中的陪都”。
抗战胜利后,这些机关团体都迁回南京,留下一片遗址。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有的完好无损修茸一新,有的遭遇破坏面目全非,有的却荡然无存。据当年居住此地的人回忆,1938年,陶行知先生在北碚设立晓庄研究所,进行兵役宣传,协助区长卢子英在北碚发动了征兵活动,先后组织了三批新兵,共470名奔赴抗日前线,此创举在当时属全国独有,影响极大,好评如潮。
在嘉陵江畔有一块光秃的河埧,曾是我国最早的滑翔机场,当年拥有十几架滑翔机,国民党空军曾在这里训练初级飞行员。1944年,美国副总统华来士,曾在一幢红楼上观看滑翔机飞行表演。
今天的北碚区党校,原是重庆师范学校旧址。当年这所学校的礼堂和民众体育场,曾是公共集会场所,冯玉祥、李公朴、黄炎培、吴玉章、郭沫若、陶行知、田汉等,在这里发表过抗战演说。
南京迁来北碚的江苏医学院和江苏省立医院,设备先进,医资力强,在当时,算得上医院中首屈一指。著名文学家老舍、梁实秋、赵清阁等人患外科疾病,都在这里作过手术和治疗。江苏省立医院对面的山坡上,有幢小楼,梁实秋取名为“雅舍”,他在此居住七年,写出了100多篇“雅舍小品”。后来他去了台湾,并将小品编辑出版,发行40多万册,畅销世界各地。九十年代大陆也出版发行了他的文集,其中包括雅舍小品。
当年由孙中山先生的儿子孙科主持的中山文化教育馆,就设在今天的天生桥街道办事处,这里已修建一新。中山文化教育馆原从事“战后三民主义新中国建设问题”研究,编辑出版有《抗战特刊》、《抗战丛刊》和《中华文化》等刊物。重庆绒布总厂,最早是北碚峡防局供士兵学工的工场,九·一八事变后,为抵制日货,扩大生产,发展为三峡染织厂。七·七抗战爆发后,与常州、武汉两家内迁厂合并,成立了大明纺织印染公司,是当时大后方最大的织布厂,生产大明蓝布,享誉巴渝大地。
1938年,世界红十字会在绍隆寺创办北泉慈幼园,收养难童900名。就在澄江镇的河边,1943年全国妇女慰劳总会在这里创办了荣誉军人实验区,宋美龄是全国妇女慰劳总会会长。荣誉军人实验区落成时,蒋介石陪同宋美龄前来剪彩,为此,专门修建了一坐“美龄堂。”
温塘峡中的北泉公园,是缙云山风景名胜区的主要景点。当年,周恩来副主席到北碚,就住在数帆楼204号房间,在这里接见了陈望道等知名人士,董必武、吴玉章、叶剑英等同志也在这里接见客人和休息,蒋介石也多次下榻数帆楼。磐室,建于1929年,1938年被原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看中,扩建为“主席山庄”,他常来此居住。1941年,三清团中央在此举办夏令营,张治中任夏令营主任,前往讲课的有陈立夫、白崇禧、何应钦等,蒋介石曾去检阅。
抗战时期,检查院长于右任小住北温泉,适逢后山新建一亭落成,公园负责人知道他是书法大家,特请他给亭命名题字,于右任登亭远望,一群白鹤掠空而过,一时诗兴大发,作诗云:“当年日落停挠,一浴荒地野庙,重来小江天好,绿水青山白鸟。”即题名:白鸟亭。当年,温泉寺一片荒凉,杂草丛生。于右任走到观音殿前,看见荒草丛中有一水池,泉水清澈见底,便下池洗起澡来,经过长途拔涉,能有汤泉洗尘,是再好不过了。可是,他那里知道,这时的嘉陵江小三峡,土匪集聚,拦路肆劫,杀人抢钱,时有发生。温泉寺的观音殿就是个匪窝,乳花洞就是匿尸窟,于右任在匪窝下沐浴,惊动了匪徒,感到很惊讶,倾巢出动,窥视于的行动。于却一无所察,旁若无事,浴罢又重上征途。土匪见其只身一人,美髯苍苍,且无恶意,遂未追索盘查,幸免遇难。
此后,将山野破庙及杂草丛生的荒地,修建一新,成了名噪中外的旅游胜地。从此,于右任便成了此温泉的常客,特别是重大节日,他都要到温泉来。当他62岁生日时,携全家三代冒雨在温泉度寿,他题诗云:“往事惊心十九年,民间佳话尚流传。髯翁战败西来日,一浴荒地震两川。北泉岩半旧题名,绿水青山白鸟亭。更喜今朝添异端,和风甘雨老人星。”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北温泉公园成了嘉陵江畔的一颗明珠,来此旅游和泡温泉者络绎不绝。
13."抗战胜利纪功碑"遗址
现在的解放碑
现在无论是重庆本地人或外地来客,都喜欢到"解放碑"观光、购物。解放碑是"人民解放纪念碑"之简称,其前身则是"抗战胜利纪功碑"。它矗立于重庆民权路、民族路和邹容路交汇处的繁华地带,是重庆市的标志性建筑。该碑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从"精神堡垒"至"抗战胜利纪功碑"到"人民解放纪念碑"这段风雨历程的历史见证:它记录了中华民族遭受空前劫难而英勇抵御外侮并取得全面胜利,是全国惟一的一座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纪念碑。该碑也同时记录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重庆人民获得彻底解放和新生,当家作主,勇丁改革、开放,建设家园的壮志豪情。2000年9月由重庆市人民政府公布为重庆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为了动员民众抗日救国,粉碎日本帝国主义"欲以种种方法摇撼中国人的意志,威胁中国人民的精神"、"打破敌人精神胜利之敌计",国民政府于1939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日,颁布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及实施办法。"精神总动员"运动渐至深入。
国民精神总动员促进会根据各方热望,决定在重庆市中心繁华地带建一座象征抗战到底决心,宏扬御侮精神的建筑物,定名为"精神堡垒"以资纪念。1940年底,堡垒破土动工修建,于1941年12月30日竣工。堡垒为木质结构,外涂水泥的方锥体建筑,通高7.7丈(约25.67米),含纪念"七七"抗战之意。内隔五层,底座为八角形,主体呈四面主柱状。其四角柱头外钉木板条加固,为防止日机空袭和轰炸,通身以黑灰色上底。柱底面向民族路一方,题有"精神堡垒"四字,其最上面一层中部,饰有新生活运动蓝底红边的会徽图案,绘为盾形标记,其中心安有指南针。柱顶为五角形,顶悬国旗,顶端的周边呈城垛样式,在城垛中央还放了一个深蓝色的大瓷缸,里面可置棉花、酒精,遇有重大集会或活动,且以火炬点燃,以示自强不息。地面则利用炸毁空地,辟作通衢广场,方便观瞻。至此,"精神堡垒"便成为陪都各界及中枢当局举行庆典、集会场所。
以后,日机轰炸重庆,"精神堡垒"被炸坍。后拆除,利用原地辟成街心草坪,当中立根旗杆悬挂国旗,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原址修建抗战胜利纪功碑。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赓即着手还都南京的各项准备工作。为此,1945年10月召开的重庆市第二届第五次临时参议会决定:为纪念重庆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并确保这种地位能在战后继续延伸下去,决定在"精神堡垒"的旧址上,建立宏伟的"抗战胜利纪功碑",以纪念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抗战胜利纪功碑"由重庆市计划委员会负责设计,该会常务委员黄宝勋、专门委员刘达仁主持策划设计工作,天府营造厂承造。1946年10月31日举行了奠基仪式,12月动工兴建,至1947年竣工,耗资当时旧币2.17亿元。
1947年10月10日上午,举行了由市政当局、学生代表及各界民众共万余人参加的揭幕典礼。典礼由市长张笃伦主持并致词。他说:"纪功碑不但说明了抗战胜利的光荣,而且更保证了今后建国的成功。打败了日本,是中国的功劳。所以才有建筑此碑,以永垂纪念","纪功碑象征百万重庆市民为建设现代化重庆而努力奋斗。"
纪功碑为柱体盔顶钢筋混凝土结构,从地面到碑顶风标高34.5米,碑顶安装一大灯架,高4米,从灯架到风标高3米。整体结构分为八个部分:
碑座:全部用青石砌成,高出马路水平线1.6米,正对马路之四面,有石砌踏步8级,上面是磨石子平台,直径20米,环周有8处花圃,总占地面积为642平方米。
碑身:呈八棱型,内空,共八层,有窗24个,内有螺旋式的铁制楼梯,盘旋而上直达碑顶,共141步,碑通高27.5米,碑身直径6米。
标准钟:由碑内旋梯盘旋而上,至23米处,设有一可走四面之标准钟,此四面钟能自动报时,是天主教真原堂捐赠。安装此钟,既壮观瞻,又寓提倡市民守时之意。
了望台:自碑底升高至24米处,设有环状了望台,台上可容20人远眺全市。
警钟:碑身最高之圆顶下设有警钟一个,以便于庆祝日或报警时用以传达市民。
灯光照明:分两部分:一部分作为直接照明,利用日光灯照,分装在碑顶,并在每层设日光灯一个;另为投射照明,在碑身外设强有力之探照灯8个,夜间分别照射碑上,光线交织,辉煌夺目。
纪念钢管:纪念碑壁上,藏有纪念钢管,管内放有设计图样和有关人的签名,并放有代表此一时期文化产物、名作、报纸、邮票、钞票、照片等,俾他年可以在此寻得当时的文化迹象。
风向器、风速器和方位仪:在碑顶上设有这些东西,让市民知道风的吹向、速度、性质以及南北方向。
纪功碑的正面向民族路,即向北偏东,镌有"抗战胜利纪功碑"7个鎏金大字,落款:"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月三十一日,重庆市市长张笃伦"。
碑座有石碑8面,铭刻有国民政府明定重庆为陪都的全文;国民政府主席重庆行营兼代主任张群和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写的碑文;还刻有张笃伦市长、市参议会的题词;美国总统罗斯福1944年5月17日赠给重庆市的卷轴译文也铭刻在"胜利走廊"的壁上。
据建造纪功碑工程的主任工程师黎伦杰介绍,这座碑全部用钢筋水泥建造,十分坚固,共用钢筋20吨,水泥950桶。在战时若投500磅重的炸弹于10米内,亦无法摧毁建筑物;16英寸平射炮亦无法穿碑壁,碑身可以保存百年之久。
重庆解放后,1950年7月7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布告改变市区部分街道名称中,将"抗战胜利纪功碑"改名为"人民解放纪念碑"。在新中国第一个国庆节的10月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题写了碑名。改建后的解放碑,仍保存原碑体结构,只是原碑文无存,原浮雕图案改成人民解放军战十形象及装饰性图案。面民族路方向的碑名已改成"人民解放纪念碑"七个苍劲有力的隶书鎏金大字,碑名下端落款为"一九五零年首届国庆日,刘伯承敬题"。1958年,环解放碑座辟建圆形花坛,面积280平方米。碑座周围装有喷漆铁栏杆,台上为节日检阅和文艺演出活动场地。
1997年3月,重庆再度直辖。5月20日,重庆市政府为实施重庆直辖市形象工程,同时作为市政府为市民办的十件实事之一,决定建设以解放碑为中心的购物广场,对解放碑进行保护性的维修整治。碑体8根圆柱洗石进行了修复;碑座周围的铁栏杆拆除,将三层碑座安上了枫叶红的大理石,既突出了解放碑的纪念意义,又与商业中心融为一体。碑座上的磨石平台已换成花岗石;三层梯形带状式的花圃环绕碑座,以各种盆花为主伴以常绿植物;碑座上四个乳白色蘑菇式的花台和四个乳白色立体装饰华灯,将整个碑装扮得更加明快、亮丽。
在解放碑向南第一层花圃内,仰卧一138.5×93.5厘米的《解放碑中心购物广场碑记》,为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政府于1997年12月27日所立(该日为中心购物广场竣工正式开放之日),碑为黑色大理石,楷书,阴刻,共408字。焕然一新的解放碑向游人开放。人们可以从东、西两面踏花岗石铺地的8级台阶直接上碑座瞻仰、游览。
14.国民参政会遗址
重庆市渝中区中华路174号
1938年2月,国民党中央为提供各党各派各界人士发表政见,决定设立国民参政会为国家最高咨询机构。在《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中规定:国民参政会为咨询机构,有听取施政报告、询问、建议之权。参政员由国民党中央决定后交政府公布。一切决议必须由国防最高会议通过,才能有效。
1938年7月6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会议在武汉召开。会议总名额200名,其中国民党员88名。
国民参政会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产物。成立之初,由于大家的共同努力,对于发扬民主、推动全面抗战起了很好的作用。
在一届二次会议上,著名爱国华侨、参政员陈嘉庚先生从新加坡发来电报提案,称"在敌寇未退出国土以前,公务人员任何人谈和平条件者,当以汉奸国贼论"。时值汪精卫大谈"和平"之际,而电文又正好由正在主持会议的汪精卫宣读,一时引起全场轰动,汪精卫面色突变,非常狼狈。
国民参政会从1938年成立,1947年6月结束,其间共召开四届13次会议。除第一次成立大会在汉口举行和最后一次大会在南京召开外,其余1 1次大会均在重庆召开。"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从维护团结抗战的大局出发,在参政会上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因而参政会出现了有合有分,屡有起伏的复杂局面。国民参政会由成立、发展到最后消亡的历史,反映了国共两党由合作到分裂的过程。这对于总结国共关系"合则两利,分则两损"的经验教训,促进第三次国共合作,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重庆国民参政会旧址就是这一过程的历史见证。
该旧址是一座别致的西式小楼,二楼一底,楼宽18.9米,进深193米、楼高15.3米,共有房屋2l间。在重庆市渝中区中华路174号,现为重庆市交通局使用。2000年9月由重庆市人民政府公布为重庆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5.大隧道惨案遗址现渝中区较场口。
1938年武汉沦陷后,日寇沿长江西进宜昌,窥视重庆,动用大量空军日夜轮番空袭,对重庆市区进行惨无人道的"疲劳轰炸"。1941年6月5日晚上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较场口防空大隧道窒息惨案。一夜之间因窒息挤压而死、伤市民数千人。这是中国抗战期间发生在大后方的最惨痛的事件。
陪都较场口大隧道于1936年设计,抗战时仓促修建,位于市中区十八梯石灰市路口附近,是一条从地面深挖人地底约10米左右,然后平伸约两公里长,中途分叉成三个洞口进出的大隧道。其容量最多能容纳5000人左右,洞门很低,人洞后要下很深的阶梯,并转急弯。隧道内宽、高约2米多,两旁设有木板钉成的长凳,每隔三四十米点上一盏油灯,除此之外别无其他设备。隧道内通风、防火、防毒、医药等设备均无。当时每逢日机空袭,市民如来不及去郊外疏散,均扶老携幼,进大隧道躲避。
1941年仲夏,停歇了很久的日机夜袭又开始了。6月5日下午6时,空袭警报突然响起,日机20余架分批夜袭重庆,空袭时间长达3小时以上。市民一向是在白天躲警报,傍晚才从近郊返回。于是闻警报后,疏散不及的市民大都从三个洞口匆忙涌人隧道内。顿时,只能容纳5000人的大隧道,这天却涌入了近万人。加之,天气炎热,隧道空气极差。到下午7时,紧急警报响过,防护团在外面关上闸门,不准进出。
晚上9时左右,日机在市区轮番轰炸。而隧道内,由于人多缺氧,气温越来越高,避难的人们感到浑身发热,呼吸困难,部分油灯渐渐熄灭,婴儿和儿童发出令人揪心的哭叫声。洞内渐渐变黑,死亡威胁着洞内每一个人,此时,人们不顾一切地往洞门口拥挤。由于隧道的闸门是由里向外关闭的,人们汹涌而来,把闸门挤得打不开,前边的人群被挤压着贴在闸门上,发出愤怒的呼喊和痛苦的呻吟。隧道内的人们互相拥挤践踏。有的被踩死、压死,更多的是因为空气中缺氧而窒息死亡。惨案发生后,人们劈开木闸门,看到洞内尸体重叠挤压洞口,你抓我扯,有的抱成一团不能分开,衣裤被撕烂,两眼膨胀得很大,真是令人惨不忍睹。事后据特种审查委员会调查公布的《审查报告》认定,死亡人数为992人(其中学生151人),伤近4000人。
惨案发生后,民怨沸腾,舆论哗然。6月5日重庆市临时参议会在议长康心如主持下开会决定:"(一)肇事之原因及其真实情况,请市政府速查明,报告本会;(二)肇事责任究竟属谁,应请政府严加惩办;(三)请市府严加注意,勿使今后再有此事发生;(四)善后办法及死伤者抚恤,请政府从优办理"。蒋介石与参议员一起前往肇事处视察,看望并慰问了死者家属。"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对隧道死难家属中的鳏寡孤独、无人抚养者发放了赈金。老弱残废每人300元,失学幼孤每人200元,到9月7日止,全市共发赈金1 1万元。
日本大轰炸,给重庆人民带来了无穷的悲痛和辛酸,大隧道惨案,千古仅有,惨绝人寰。
重庆解放后,有关部门对较场口大隧道进行了清理维修。1987年7月6日,为纪念"七.七"事变50周年,"日本侵略者轰炸重庆纪事碑"落成仪式在此举行,2000年9月重庆市人民政府将该处列为重庆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6.英国大使馆遗址
现渝中区领事馆。
重庆近代对外关系之肇事者当为英国。早在重庆开埠以前,英国就指派谢立三(贺西)等为驻重庆领事,执行英国政府的指令。1890年,《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的订立,英国取得了在重庆建立领事馆的法律依据。同年,英国驻重庆领事馆正式建立,以禄福礼为首任领事。起初馆址设在方家什字麦家院子(今重庆宾馆附近),1900年后移至领事巷。这是西方国家在重庆设立的第一个领事馆,其管辖范围为四川全省,后扩展到贵州地区。1896年以前,英国领事馆一直独霸重庆。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为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迁都重庆。1938年4月8日,英国新任驻华大使阿希尔德·克拉克卡尔爵士偕夫人及随行人员由汉口飞抵重庆,在领事巷原英国领事馆主持英国大使馆工作。为避日机轰炸,8月14日,英国大使馆一等秘书戈林伟乘机抵渝,筹设英国大使馆馆址。
1939年5月,地处领事巷的英国大使馆在日机轰炸中化为废墟。此后,英国大使馆迁往重庆南郊文峰乡新力村,地处南岸与巴县交界的一小山坡上,周围为一片森林。其建筑坐西向东,为中西式平房一栋,长25米,宽12米,呈"一"字形排列,土木结构,砖柱,共5间,通高4.8米。现有建筑因多年失修,仅能观其残貌,并有界碑半节残存。英国大使馆新闻处编有《国际知识丛刊》周刊,公开发行。
抗战时期的中英关系,以1942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分为两个时期。太平洋战争爆发前,1938年11月29日,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在重庆发表谈话,不承认调解中日战争。虽然英国政府不承认日本在华侵略事实,口头上维护九国公约,不承认汪伪政府,只承认重庆的国民政府为中国惟一合法政府,但是,为维护其远东殖民利益,仍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如1938年5月3日,英日双方在东京签订关于中国海关税收及外债本息偿付问题之谅解,这一协定不仅严重妨碍中国海关行政,而且损害了中国主权。1938年6月,日寇以要求引渡"程锡庚案"为四嫌疑犯未遂,乃封锁天津英租界,英国政府竟于7月25日在东京签订"初步协定",承认日本在华非法行动。
从1938年冬至1939年春,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往返于上海和重庆之间,多次同蒋介石密谈,劝其接受中日和谈三条件:放弃东北主权,中日在华北进行"经济合作",取缔一切反日活动。此后,英美国家的报纸便不断传出有关召开太平洋会议斡中日战争之说。1939年7月20日,英国对召开国际会议异常积极。英大使卡尔曾奉命七次会见蒋介石商谈此事。英国《观察家》报道:"这几天议会走廊里公开讨论远东慕尼黑的可能性,大家都认为无问题的,这一次日本将担任轴心国的主角。并且英国打算把美、法都拉入谈判,进行一次国际会议来处理远东的总协议"。1940年6月中旬,欧战局势逆转,日本对英施加压力,并于7月18日,与英国订立封锁滇缅公路运输协定,规定从即日起3月内,禁止军械、弹药、汽油、载重汽车及铁路器材,经缅甸转入中国。
1940年lO月8日,英国首相邱吉尔在下院宣称自10月17日起,重新开放滇缅公路。这是对中国抗日战争精神上、物质上的襄助。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远东政策受美国影响,加之其绥靖政策在远东的失败,遂加强了与中国的关系。1942年1月中旬,"皖南事变"发生,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向蒋介石表示了英国政府对中国局势的"关切"。日军攻人缅甸以后,中国派出军队入缅作战并准备相机入印作战。为了同印英当局和印度各方面协商合作抗日等事宜,蒋介石于1942年2月4日在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等的陪同下离开重庆前往印度访问。3月14日,中国航空公司DC一2-客机由昆明飞赴重庆途中坠毁,英国军事代表团团长邓尼斯等17人罹难;4月5日,因缅北沦陷,滇缅路断绝,中英签订了开辟重庆与加尔各答间航线协定;6月14日,重庆各界庆祝"联合国日",英国新任驻华大使薛穆盛赞重庆"象征中国不屈不挠之意志与决心","成为联合国家所有振奋精神之象征","成为全世界各地家喻户晓之一名词";11月10日,英国议会代表团抵达陪都重庆访问,29日,赴成都考察;1943年1月11日,中英平等新约在重庆签字,5月20日,中英互换批准书,自即日起,英国在华领事裁判权、1901年辛丑条约、通商口岸制度、公共租界的特别法院、外籍引水人员的雇用、外国军舰任意出入我领水、外人经营内河航行及沿海贸易等特权,一并废除。
17.国民政府遗址
在中国的历史上,因战祸而迁都的事,可谓屡见不鲜,然而因外敌的入侵而西迁国都,大概就只有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西移重庆。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11月23日,重庆行营奉命将学田湾省立重庆高级工业中学校改建为国民政府大楼。市府当局一面迁校,一面改建,经日夜赶修,仅用一周时间,即告竣工。
11月17日凌晨,一艘满载千余名中央政府官员及眷属、物资的主席专轮"永绥舰"不事声张地启碇西上。时局已不允许举行任何仪式以记载这一历史时刻。23日,林森率文官、参军、主计三处长官和高级官员,先乘"民风轮"启行;其余人员、物资则另乘"民贵轮"随后跟进,26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一行抵达重庆;30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叶楚?(左单人旁右仓),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王子庄以及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吴稚辉、丁惟汾、钮永健等抵达重庆……
12月1日,国民政府即宣布在重庆简陋的新址正式办公。国民政府所属中央各行政部门的办公机构,集中迁建于重庆新市区的上清寺、曾家岩及大溪沟、罗家湾约两平方公里的地界内。在八年抗战中,该地是执政的国民党所掌握的合法政府的所在地,成为中华民国不屈的象征。
国民政府大楼的主楼为中国古典式木结构的建筑,额枋施中国传统彩色画,高敞的门前饰有碑亭墩柱二个。大楼建于一高大的石台基上,形体庄重壮观。当年,《华西日报》曾以《新国府巡礼》为题,对重庆国民政府大楼作了以下详细报道:
大溪沟"工中校"的地形是前临马路,后靠山坡,面积尚不算小,而其一步一升的路梯,恰似象征着新中国未来的大路。大门亦如首都一样,共分三道,中间的一道比侧边的略高,巍峨宏伟。三道大门的门柱,都是内撑杉杆,外钉木板,再加以洋灰做成。下面再垫以最坚固的基石。
门首将来预定要安四个岗棚,以宪兵担任守卫。现在,宪三团第二营第六连,已经全体迁入了,并已在府内各重要地点安设岗位。进大门前有一空坝。坝之中央奠立旗杆基石;坝之左边,面积稍大,将准备辟作停车场。右边有若干经霜凋零的树木。再左为主席侍卫及乐队室。
拾正面石梯而上,第一幢楼房是过去"工中校"的理化实验室,划作参军处的办公点。楼下左边为会客室,右边为收发厅,内面为文书组。会客厅是由几间房子合辟而成。如在普通署,自然足够漂亮;但在国府的立场来说,就嫌过于狭小了。
第二幢过去是"工中校"的木科教室,现在都被划作主计处的办公地点。
再由此上走,即是"工中校"的教员院了。因为这里的房子比较低旧,特划为参军处储藏室及工役室。
由这里左去的一幢新楼房,为过去"工中校"学生的宿舍。房合新建不久,尚相当修整。经过一番粉刷,更焕然一新。阶下新土初掘,花木扶疏,一望而知是新近的布置。楼上为首的一间,是主席的办公室。里面除新装两盏电灯外,其他尚一无所有。第二、第三两间,均为文官处长办公室,从此之后即为文官处一般职员的办公室。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重庆成为抗战时期的中国首都。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明令定重庆为"中华民国陪都"。特别是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于12月8日下午6时半,通过外交部和宣传部分别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先行宣布:中国政府已与日、德、意公开宣战。1942年同盟军中国战区在重庆成立。至此,重庆既是中国战时的指挥中枢和领导核心,同时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远东地区的指挥中心。当时有30多个国家在重庆设有使馆,有40多个国家在重庆建立反法西斯战争的国际性组织,有10多个中外文化协会。正如抗战胜利纪功碑碑文所指出的,"在此八年中,国际舆论目重庆为战斗中国之象征,其辉光实与历史同永久。"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
在史学家的眼里,自1927年4月18日国民政府建立以来,只有抗日战争时期,是其执政期中最值得肯定的一段。因为迁都重庆后的国民政府,虽然与日本方面有着多渠道、多层次的秘密接触,随时有着妥协的可能性,但是,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最终没有妥协;虽然在武汉失守后,它在对日战略上消极被动,极力保存实力,但是,它与叛国投敌的汪伪政权壁垒分明;它虽然坚持一党专制,但在抗日民主潮流的推动下,也不得不做出一些"民主"的姿态,召开国民参政会,就是其"民主"的点缀;虽然在外交上它越来越依附于美国,使美国的势力越来越深入到中国的各个领域,但是,由于其对日作战的实际战果及与日本对峙的军事实力,又使得中国的国际地位较战前有了显著的提高。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于1946年4月24日下午在军事委员会大礼堂举行了"庆祝国府胜利还都大会"。蒋介石在会上致辞道:
重庆市民在敌机大轰炸下遭受不测损失,仍忠于抗战,输才输力之多,尤为全国各地之冠。这种伟大贡献,在将来抗战史上必将大书特书。……
1946年5月5日,国府发布《国民政府五五还都令》称:"重庆襟带双江,控驭南北,占战略之形势,故能安度艰危,获致胜利。其对国家贡献之伟大,自将永光史册,……"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后,国民政府大楼为西南军政委员会驻地。该文楼于1979年拆毁改建为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大楼。但所幸的是20年后,在国民政府遗址上新建起一座标志性建筑--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而其中的基本陈列--《重庆大轰炸》半景画里,仍展示有当年重庆国民政府遗址的照片以及与之相联系的那一段不朽的历史。